2014年退休后，潘绥铭如此描绘曩昔的阅历，“后30年做了一件自己乐意做并且喜爱做的事，这现已是极大的夸姣了。”
本年74岁的潘绥铭，是我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讨所开创所长，他在我国创建并推广了性社会学，创建了该学科的基本概念：全性（sexuality）、性革新、初级日子圈等。
当今，他是一个喜爱拍摄的退休白叟，因一年内跑了112家北京的公园拍鸟，取得一个观鸟大赛的“最勤勉奖”。
再次呈现在群众视界中，是由于上一年出书的学术自传《风痕》。2018年，潘绥铭阅历了一场直肠癌手术，这让他开端回忆自己的终身；网络上一些不利于性社会学的言辞更促进他赶快写出这本学术自传——他的性社会学效果集大成。
书的内容按时间线打开，从1981年记载到2019年。按潘绥铭的归纳，研讨“性”本是“无心插柳”。他的青春期始于“文明大革新”前，读男校，“对什么叫无性文明颇有些感触”。
1981年，他以同等学力考上东北师大前史系研讨生，学国际古代史时，他对德国人弗林格尔写的《原始人的性日子》形象很深，后来查到一套30卷的《东方圣书》，“第一次接触到‘房中术’的皮裘。”直到1985年，表兄留学牛津，寄回国外博物馆里保存的一些中文原件的复印件，“我才开端真实了解房中术和我国古代性文明。”
结业后，潘绥铭于1984年起在我国人民大学任教。第二年，学校召唤青年教师开设新课，潘绥铭报了一门“外国性观念发展史”，所以他在9月开讲了，一讲便是28年。
提及自己学术起步之时的布景，潘绥铭在《风痕》中引用了费孝通在《性心思学》跋文中的文字：我国正在经过敞开和变革向现代化社会改动，向来成为禁区的“两性之学”将能得到坦率和热心的承受。
“个人与社会的联系，在性日子中最让人头疼”，潘绥铭在书中说到，“人们很少知道到，我们实际上是带着一大堆社会框框投入性日子的。什么脏，什么丑，什么不像话，其实都是在我们老练的过程中，由社会悄悄地强加给我们的。”
1993年，潘绥铭在《社会学研讨》上宣布了《其时我国的性存在》一文，正式提出我国现已发生了一场性革新的定论，认为这是1985年城市经济变革开端后呈现的。他将性革新界说为：性文明在短期内发生巨大的改动，着重其迅猛。
实际上，退休后，潘绥铭与性社会学的联系依然交织着。他安排过“晚年知性”恳谈会，与学生们一同写《我在现场——性社会学郊野查询笔记》。在他看来，他尽力构建了性社会学，性社会学也深化影响了他。
现在，回想这些年的学术生计，潘绥铭说，“我所挑选的是那种首要满意自己好奇心的自娱自乐，然后在客观上或许具有创造常识的含义，可是更大的或许性是成为过眼烟云。”
2023年的潘绥铭。（潘绥铭注：美颜无数次）本文图片为 受访者供图
【以下依据汹涌新闻记者与潘绥铭的对话收拾：】
“我这终身做的作业，终究哪些最值得留给后人”
汹涌新闻：您是什么时分开端写作《风痕》这本学术自传的，有什么关键吗？
潘绥铭：在临退休之前和刚刚退休之时，我其实没有想过要写自传。那时分，我从前把我首要的论文都聚集起来，做了一个文集，叫做《潘绥铭论性》，有大约50万字，也没想要出书，就在网上发布了，横竖我也不需求版权，谁想用就用。
到了2018年，我做了一个直肠癌的手术，术后又感染了，在医院里面整整住了一个月，差点就走了。这一个月里，我也不免回忆人生。遽然觉得自己的《论性》这个文集都是彼此独立的论文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实在是四分五裂。假如不是一向听我的课，就很难捉住要点，更难以掌握大局。效果，我本想留下一块饼，却成了一锅粥。
当然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。那便是从我退休之后，至少在网上，至少是一些言辞，现已越来越不利于性社会学了。假如单看一些极点言辞的话，那么我这一辈子所干的作业，不光或许被一扫而空，还很或许成为罪大恶极。
两者交集，促进我写出了《风痕》这本书。它不是个人日子的回忆录，而是我的性社会学效果的集大成。
汹涌新闻：回忆您的学术阅历，您觉得您最首要的研讨是什么？
潘绥铭：在我回忆与反思的过程中，最常常困惑的，也恰恰便是你所发问的：我这终身做的作业，终究哪些是最重要的，最值得留给后人的呢？
我觉得，从纯学术的视点来说，我所安排和完结的4次全国总人口的“性查询”，是最重要的效果。不只由于这在全国际是仅有的，到现在也没有被逾越；也由于它查询的内容是最广泛和最深化的，不光问询了林林总总的性联系，也问询了五光十色的性日子办法；更是由于它采用了随机抽样的办法，查询员亲赴全国一百多个当地，在其居住地找到被访者，既不是满大街乱拉人，更不是在网上连对方是不是一条狗都不知道。它的科学性就在于：每一个我国人被查询到的概率是持平的，差错不超越4%。因而，查询效果能够代表全我国人民的状况。
可是最广为人知的，恐怕便是我和我的团队所做的“红灯区”与“小姐”的查询。可是到我写《风痕》的时分，这个主题比我从前查询和出书8本专著之时反而更为灵敏，我也就少说为佳，大多数详细内容现已看不到了，可是网上还在，一搜就有。
从社会学这个学科本身来看，我觉得最重要的，是我的两大首创效果。第一个是主体建构论。它不是英文翻译过来的，此前也未见于中文国际。第二个是《论办法》这本书，是论说社会学的查询办法。
《风痕》。
“很罕见人去了解，小姐自己是怎样看待自己的”
汹涌新闻：研讨“性”详细研讨的是什么？您在书中说到“全性”的概念，以此对应英语中的sexuality，怎样了解这个概念？
潘绥铭：全性是指与“性”有关的悉数人类现象。它不只包含性交、性爱抚等悉数直接的性活动，也包含拥抱、接吻、性幻想、议论性方面的事物等悉数不那么直接的、具有性的含义的活动，还包含人们关于性的情感、情绪、价值观和性方面的喜爱等心思方面的表现。特别是，它不只指男女之间的性活动，也包含LGBTQ（一般译为“性少量”）的性活动 ；不只指人们遍及认为是“正常”的现象，也包含悉数被认为是“失常”的现象。
全性这个概念拓宽了“性”的规模 ：从“唯行为论”（例如性技巧崇拜）走向悉数现象（例如身心与情境的三合一）；从“天性论”（性欲天然论）走向情境论（社会存在论）；从“阴阳二元”（唯男女）走向悉数存在办法（包含悉数性少量）；在研讨办法上，从“客观断定”（务实论）走向研讨主体的感触／认同／解说（主体建构的视角）。
汹涌新闻：您说到的两大首创效果之一是主体建构论（注：“建构”的视角对立把性视为天然的静态存在，着重关于它的构成和发展过程进行剖析和解构，特别注重社会、文明、政治、前史等要素所发挥的效果；“主体”的视角对立研讨的客观化，建议从主体动身）这是在什么状况下提出的，在怎样的研讨阅历下让您发生了这个主意？
潘绥铭：这是我与黄盈盈在2007年提出的，又经过反反复复的思索与锻炼，总算在2015年确立为“主体建构论”的初级理论。
我的悉数研讨阅历，简直都在堆集和孕育这个理论。这能够从两个方面来看。
第一个是纯学术的方面。
在大多数性查询中。男人有过的性伴侣的人数，往往多于女性。一些生物学家就据此讪笑社会学家“不科学”，由于在大的人群中，男女的性伴侣的人数应该是差不多持平的。其实，其间的道理十分简略：女性，只会把那些与自己多罕见些爱情的人，才算作自己的性伴侣。也便是说：女性的主体建构与男人不同。
在我自己1990年代查询大学生的性行为时，从前查询过接吻与性爱抚。我认为，有过接吻的大学生应该更多；性爱抚应该更少。可是查询效果却是相反的。一开端我认为是我的计算有问题，瞎费了许多时间去查看。后来才茅塞顿开：这是我的片面确定违反了被查询者的主体建构。但我没有问询详细的原因。
第二个方面是我所做的屡次现场访谈。
1987年我访谈过一位女性，问道：“你有过婚前性行为吗？”她说没有。我说：“那你仍是童贞啊。”她却说：“也不是，由于我爱过。”假如依照“科学”，这便是她在辩解；现实上是她把自己的那一次“性”构建为爱，该女性认为自己做的是爱。
2004年，我访谈到一位三轮车司机。他坚持认为，一位在职的小姐是他的情人，他俩之间是爱情而不是生意。尽管他们两个也是给钱和收钱，可是他认为这底子就不对立，妻子假如没作业，那不也是老公给她钱？特别是“她给我做饭吃”。
关于小姐，任何研讨者或许旁观者都会有自己的界说。可是却很罕见人去了解一下，那些被他人称为小姐的女性，她们自己是怎样看待自己的?
我在查询中从前遇到这样的状况。我问一位发廊妹，她为什么不去收入更高的桑拿按摩场所作业。她惊奇地反诘我：“啊？你让我去做小姐啊？”可是一位小姐却跟我说：“我从前是做按摩的，生意欠好，才来发廊做小姐的。”这时分我现已有了主体建构论的知道，了解这是研讨的瑰宝与时机。这些女性都不认为自己现在或许曩昔是小姐。
我其时是立刻捉住小姐的这句话聊起来，才得以逐步搞清楚，她们判别谁是小姐，其实底子就不考虑实际上做什么，而是考虑是不是“被人看见”，也便是揭露的程度和羞耻的程度。那位发廊妹认为“背着人没功德”，所以那些深藏不露的桑拿按摩里的才是小姐。可是那位从前的按摩女则认为“出头露面没好人”，发廊妹们是明晃晃地在大街上开门迎客，她们才是小姐。
由此我们能够联想到，有些人总是在纠结“我国到底有多少小姐”，这真的是索然无趣。即便是为了防备艾滋病而不得不计算这个数字，也依然仅仅是聊以自慰，由于假如一个女性底子就不认为自己是小姐，那么任何防备性传播的宣扬，对她们来说都仅仅耳旁风，最多也便是不得要领。
从愈加深化的层次来看，那种不考虑小姐的主体建构而仅仅由研讨者来加以界说的思维办法，其实有着深远的文明传统，即男人和女性关于“买性”和“卖性”的了解，各走各路。
在传统文明中，女性简单把自己经过性来获取金钱或许其他优点看作不移至理，由于靠老公养活的悉数妻子历来便是如此。可是男人由于自己是付钱的人，所以很简单确定，但凡收钱的女性就都是卖淫。在这种传统文明的熏陶下，现在计算小姐人数的那些人，或许本身便是男人，或许是遭到男性文明长时间规训的女性，因而他们只能依照男人关于卖淫的了解来界说哪些女性是小姐。尽管被标定的那些女性自己不这样认为，可是由于缺少发言权，她们的主体建构默默无闻，即便发声也会被认为是强词夺理和狡赖。
被查询目标改动
汹涌新闻：《风痕》副标题是“我与性社会学互构”，怎样了解这句话？
潘绥铭：“互构”不是常用词，许多人都追问过我。其实这便是说，我尽力构建了性社会学，它也深化影响了我。一方面我这个人的理论素养很差，好奇心却很强，所以合适去做“入住式的共处查询”，才有那么多生动的案例；另一方面，我也做全国总人口的随机抽样查询和数据计算，这就培育了我的思维习惯，也促进我不惧独处和单调的日子习惯。
其实读者从《风痕》里面也能够看出来。我一开端便是想朴实地“做学问”。即便后往来不断查询“小姐”，一开端也是只想着做研讨。到最终却做了许多社会作业。这便是被查询目标给改动了。
汹涌新闻：您说在研讨者查询过程中都取得了铭肌镂骨的体会和感悟，您能够举个自己的比如吗？“不只仅是描绘被查询者的状况，更是呈现我们自己的品格提高”，对您来说，提高有一些详细的表现吗？
潘绥铭：我有必要说，性社会学的首要研讨办法是社会查询。尽管会有感动，会有提高，但毕竟是一个标准的作业，我（上世纪）八十年代初去农村查询“酸曲”（注：情歌），当地导游就教育我说：你不是作家。人家来了，看见什么都能写。你呢，查询不到就写不出来。也便是说，文艺能够幻想和发挥，只需有或许这样就能够写出来。可是社会查询却有必要是有一分证听说一分话，自己的感触与体会应该其他写出，不能与关于现实的描绘混杂起来。
举个比如，我刚开端调查红灯区的时分，首初遇到的品德问题是自己的操行。可是后来调查多了才了解，最大的问题不是这个，而是一个底子道义上的问题：我终究应该怎样面临那些小姐和妈咪呢？
我不能否定，像我这样大谈性工业和红灯区的状况，有或许使得小姐们的日子更欠好过。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所需求和所期盼的，其实仅仅像小草那样不显山不露水地生计下去。在不能“非罪化”的时分，过度的重视就或许像过度的打压相同，危害到她们的现实日子的质量。
不过，我依然承担着道义上的职责。因而我只能恪守我国人的两条古训：在精力上坚持“设身处地”；内行动上实施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；由于我跟小姐是生而相等的。我匿掉任何详细的地名和人名，尽力学术化。
当然，这是远远不够的。这依然会使我高高在上。仍是严月莲（注：香港紫藤“一个为小姐人群服务的NGO安排”的发起人）女士说得愈加透彻：怎样才干真实相等地对待小姐呢？只需四个字，便是“苟且偷安”，便是让自己的悉数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“光环”完全休克。不然，请离小姐远一点，让她们过自己的日子吧。
性、爱、婚：别离仍是一体？
汹涌新闻：您1993年提出我国性革新的定论，认为这是1985年城市经济变革开端后呈现的，我国的性革新是怎样发生的？
潘绥铭：我国的性革新包含生殖革新（独生子女方针的严峻推广）、性表现的革新（情色的日益揭露化）、性联系的革新（各种非主流现象）、性行为的革新（性日子丰富化）与社会性其他革新（性别多元化）。
独生子女方针所带来的性与生殖的相对别离，是我国性革新独特与底子的来历。
性革新的两大助力，一来自1980年修正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》。在这部法令里，第一次明确地规则了离婚的仅有标准，是两边爱情破裂，顺便的条件是经调停无效。这使我国一跃成为国际上奉行自在离婚的抢先国家之一。
二来自80年代之后，青少年人口剧增。青少年占高份额，必定会展现出他们自己的文明，然后影响整个社会文明的走向，性革新才或许发生。
汹涌新闻：您在书中说到，“性研讨的是人类日子中发生最频频、体会最深化、含义最广泛的严重活动之一。人类才智数千年来关于本身的简直悉数知道和争辩，都能够在‘性’这儿得到会集的表现：精力与肉体、个人与社会、美与丑、生命与逝世，等等，不胜枚举。无妨说，‘性’是研讨人类的最佳切入点之一。”您能详细打开说说这个主意吗？
潘绥铭：就拿精力与肉体之间的联系来说吧，性是身心一体并且不可分割，仍是相反？这会集表现为性与爱能不能别离。为什么有些人说：你不跟我做，便是不爱我。另一些人却说：你只想做，那不是爱。为什么有人说：(在婚外)我仅仅要性，又不爱对方，你妒忌啥！可是也有人把对方的无性的往来说成是“精力越轨”。还有人说：男人经过爱来完成性，女性经过性来完成爱，真是这样吗？现在许多人把性日子叫做“做爱”，这是英文直译过来的，包含两层意思，一是“做的（性）是爱”，二是“爱是要做（性）的”。当然没人会来问您认同哪个，可是这恰恰是一个人的安居乐业之本，一念不同，绝难共处。
《风痕》里写过：“性、爱、婚的别离”是现在我国群众在这方面悉数烦恼的直接来历，而背面的原因则是关于“完美的三合一”的崇拜。现在的言论一面倒地批评前者，可是，假如后者可望而不可即呢？假如挑选前者有理由呢？假如三者都不要呢？你看看，不评论清楚行吗？
在人类日子中，精力与肉体的联系能够从方方面面来研讨，可是人生一世，还有比性日子更遍及、更深化的体会吗？“以性说事”不是最浅显、最吸引人的途径吗？不管您的定论是什么，只需考虑过，您就会活得更了解、更自主。
再说个人与社会的联系，只举一例足矣。越轨，终究是这个人的单独行为，仍是那个性别没一个好东西？假如认同前者，能够分手；假如信任后者，很难再爱。你看，又是习认为常却又祸福相关的问题，比讲什么社会阶层理论都浅显易懂，画龙点睛。
汹涌新闻：您在书中说到“把爱情作为性的最终崇奉，这终究是一种发誓，仍是一种悲鸣”，能够打开说说吗？
潘绥铭：首要需求搞清楚，我们要评论什么样的爱情？《风痕》写了：自从“五四”以来，西方传进来的浪漫情爱，与我国传统上的夫妻恩爱，一向就在彼此冲突着，成为当今我国人“性、爱、婚”苦恼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婚前都寻求情爱，婚后都爱惜恩爱；可是外面新的浪漫情爱一冲，夫妻恩爱往往分崩离析或许同床异梦。
那么不管情爱仍是恩爱，终究是怎样发生的呢？或许说，它有什么样的社会功用，才使得人类如此需求它呢？那便是：用爱情来操控性的激动，操控性的无方向和不确定的突进，避免要挟到婚姻与家庭这个社会的整个结构。只不过在原始时期，是靠性崇拜与性忌讳来操控。在农业年代靠的是性准则与性品德。到了工业化和现代社会，个人越来越独当一面，只能用个别化的私家之间的爱情来操控个别的性。道理很简略，若是一往情深，节外生枝就不那么简单了，也就用不着品德、法令和社会来管了。这些年来，白头偕老的说法之所以东山再起，便是某些社会力气合谋，力求把夫妻恩爱作为整肃性品德的最终思维兵器。有的前史学家爽性认为，爱情底子便是弱方的创造，然后再去训练强方的。由于，若爱，那么危害对方的或许性就少。
可是到了21世纪的西方，两个人之间的相等共处，越来越靠人人相等的人权理念来保持，越来越不需求浪漫情爱来调剂。效果，至少在很大一部分人群里，爱情就被视为是性的产品而不是性的条件，乃至仅仅一种夸姣的神话，而不是现实日子中的待人之道。例如在某些西来的最时尚的理论中，压根就没有爱情这个词。这恐怕便是爱情的危机了。
汹涌新闻：在反思西来理论那章，您在“本乡化：管中窥豹仍是酸葡萄心思”这个标题下写：在这个天大的标题之下，我其实什么也说不出来，只能留给后人评说。能够说说其时写这节时的考量吗？
《风痕》中的章节“本乡化：管中窥豹仍是酸葡萄心思”。
潘绥铭：接着上面来说，浪漫情爱为什么偏偏在西方近代才发生，其他民族和宗教都没有？它为什么偏偏在“五四”时期传入我国，为什么与夫妻恩爱如此势不两立？为什么西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“性革新”包含冲击“情爱崇拜”、推重“性与爱同一”，而在我国80年代以来，性革新却恰恰从浪漫情爱开端？
便是这些考虑，逼得我提出“本乡化”的疑问。从纯学术来说，假如认同西化，那么“弯道超车”就绝无或许，只好把“克己复礼”说成是“另辟蹊径”。反之，假如认同本乡，那就无法解说“五四”以来的悉数前史。我之所以只问不答，是由于我隐约觉得，这不是一个学术问题，而是一个既得利益的挑选。
退休后，取得观鸟大赛“最勤勉奖”
汹涌新闻：您这两年再重返学校做讲座时，倾向于和学生共享些什么？您有自己特别着重的学术观念吗？
潘绥铭：退休后的开端几年，我还在一个外校里每学期讲一节大课《西方性爱史略》，后来被该校的上级叫停，连课程讲义也同时被删去。这是我自从1985年以来从未遭遇过的，也是促进我赶写《风痕》的原因之一。所以这一问题现已是昨日黄花，无从答复。
汹涌新闻：在您退休后，学术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？您现在的日子状况、日子重心怎样？
潘绥铭：在学术方面，我退休今后，除了写了《风痕》，完全是金盆洗手、心如死灰、漠不关心、无话可说。
在日常日子方面，我一辈子单调乏味，现在简直悉数的晚年活动，我都历来不会也不想学，只剩下溜弯儿。
汹涌新闻：您是什么时分开端喜爱拍摄的，在其间取得的趣味源于哪？有没有喜爱的几张拍摄著作？
潘绥铭：在拍摄圈里有句行话：前一万张相片都是废品。便是说，这是个勤学苦练的事。可是我恰恰不是这样的。
我是2014年退休的，一开端仅仅观鸟，买了一台66×100的大望远镜。其时想的是，我自己看看就好，拍下来给谁看呢？后来在一次观鸟的时分，周围一位“打鸟”（拍鸟）的老者对我说：仍是拍鸟好啊，一方面拍摄的技能门槛低，一学就会；另一方面又有必要专心致志、紧追不舍、不断揣摩才干拍好，比光看鸟有意思多了。我深认为然，就买了相机开端拍鸟了。当然，有了相机就必定啥都拍，所以陆陆续续积累下一些各种体裁的相片。
我开端学的时分，也上网看了一大堆林林总总的教材，可是越看越觉得这不契合我的初心。我一不想成名成家，二不是投稿宣布，三也不是记载前史，仅仅是自娱自乐，是给自己找个理由多多走路，锻炼身体；是多多调查这个国际，培育旷达。假如我像学习一个新专业那样尽力研究，不光肯定是水中捞月，并且也就违反了修身养性的初心。尽管有一个拍摄杂志宣布了我的一些相片，可是实在是踉跄学步、令人见笑，不提也罢。仅有值得我骄傲的是，有一年我一年之内跑了北京规模内的112个公园去拍鸟，因而取得了一个观鸟大赛专门为我设置的“最勤勉奖”。
潘绥铭拍摄习作。
潘绥铭拍摄习作。
潘绥铭拍摄习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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